槟榔有什么好作用（湘潭槟榔的传说与际遇）

周大鸣

　　[摘 要]湘潭不产槟榔但食槟榔的习俗盛行。关于湘潭槟榔习俗的起源与历史过程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研究表明，槟榔文化已经嵌入到了湘潭人的日常生活中，嚼食槟榔作为湘潭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到地域文化之中。这种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食俗使槟榔已超脱了它本身“物”的属性，使其具有了与人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关键词]湘潭 槟榔 槟榔文化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这首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很多人误以为是海南民歌，其实是湖南湘潭人黎锦光创作的民国流行歌曲。黎先生在湖南花鼓戏双川调和湘潭食槟榔习俗的基础上，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采槟榔》，间接反映了食槟榔习俗在湘潭的传播历史与流行程度。

截至2018年，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槟榔”为篇名的研究文章约有2500余篇，其中医学类的文章约2200余篇，人文社科类的文章约300余篇，且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说明学界目前仍集中关注槟榔的医药属性，而关于食槟榔习俗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逻辑仍缺乏关注。

在湘潭的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槟榔商铺、摊点和广告，还有嘴中时时嚼食槟榔的湘潭人。据湘潭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的抽样调查显示，湘潭城区居民的槟榔咀嚼率为58.81%，其中男性咀嚼率为62.45%，女性为54.82%。(1)可见，湘潭虽不产槟榔，但普遍流行着食槟榔的传统。我从小便养成了食槟榔的习惯，这也促使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槟榔。

学界关于食品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烟草、白糖、食盐、辣椒等研究上，如班凯乐(Carol Benedict)通过美洲烟草到中国的传播史与大众消费，透视了全球经济发展史。(2)季羡林探讨了糖在中国的制作、传播、消费以及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3)西敏思(Sidney Mintz)以糖为切入点，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4)还有关于食盐、辣椒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较常见，如舒瑜通过盐的流动探讨了西南地区不同族群、地方与中央、地方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5)曹雨探讨了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史、文化隐喻和阶级地位变迁。(6)总的来看，学界关于不同种类食品的历史、传播与消费的关注较多。石汉生还曾形象地用“胡、番、海、洋”四字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外来食品的中外交流与互动，如“胡”指从丝绸之路传进的，“番”指宋代开了番司后引进的，“海”指从明清海交之路传入的，“洋”指从清中叶至今传入的。

槟榔与其他食品相比，学界对其关注相对较少。其研究多见于槟榔盛行的岭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如19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周刊时就有一个容媛主编的《槟榔专号》。容媛结合地方志、中药典籍等历史资料，分别从槟榔的产地、种类、嚼食缘由、嚼食方法、槟榔礼仪、食品功用等方面，详细叙述了广东等地的槟榔历史。(7)还有陆恒生曾提到“满清时，北京旗人不论穷富，饭后都要啖几颗槟榔。来客多拿它敬客，年节多拿它送礼……常见种类有枣儿槟榔、盐水槟榔、白槟榔和五味槟榔。”(8)说明在清明时期，槟榔在中国多地已十分盛行。

纵观近年中国的槟榔研究，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槟榔习俗研究，如刘莉探讨了海南疍家食槟榔的习俗与族群互动，(9)吴盛枝比较了中、越两国食槟榔习俗的异同；(10)二是槟榔历史研究，如郭声波等人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中国槟榔种植格局、习俗文化空间分布、制作与嚼食方法及销售方向、槟榔礼俗衰减等作了探讨；(11)三是槟榔产业研究，如王丹等人对海南省槟榔种植业的发展现状及其主要动力作了分析，(12)陈君等人对海南槟榔种植、加工和消费市场概况进行了介绍；(13)四是槟榔医药研究，这类研究最多，如对槟榔的中医药属性(14)以及与口腔、肠胃等疾病的关系论述等。

综上，湘潭食槟榔的习俗盛行且历史悠久。我也曾对湘潭槟榔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槟榔习俗进行过考察，(15)但关于湘潭槟榔的来源与流通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本文将作出补充。

中国历朝历代对槟榔多有记载，但称呼可能有所差异，如大腹子、马金囊、紫槟榔等。历史上吃槟榔的区域主要有台湾、湖南、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槟榔的发展历史可追溯到汉武帝的扶荔宫中槟榔移植，再到中国民间社会将韩愈奉为槟榔业的始祖。民国时期，容媛编《槟榔专号》时，整个广东还在吃槟榔，但是后来吃槟榔习俗慢慢消失了。因为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将吃槟榔视作陋习而全面禁止，广东、福建受运动影响较大，因此人们便不再吃槟榔。“槟榔”这一词则被另一种食品代替，如潮州那边的槟榔被橄榄代替。

槟榔为棕榈科槟榔属常绿乔木，原生于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中，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植物，主要分布在亚洲与美洲的热带地区，主要生产国有印度、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印度槟榔产量占世界一半。中国槟榔主要种植在海南和台湾。亚洲地区咀嚼槟榔是一种传统习俗，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槟榔主要消费地也在亚洲地区，主要进口国有巴基斯坦、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世界槟榔食用消费市场已初具规模，全球约有7亿人消费槟榔，吃槟榔的习俗也逐渐流行到了英国和北美地区。(16)

槟榔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是它是一种成瘾性食品，与烟、酒类似，一旦开始吃就可能上瘾；二是它是较常见的中药，具有健胃、御寒、提神等药理功效，是历代医家治病的药果。槟榔虽然是一味常用中药，但是其大部分原料产品却并非流向药材市场，而是用于简单加工成商品槟榔供咀嚼。正是由于槟榔的医药功能，在中亚、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及周边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南、湖南等省，咀嚼槟榔十分盛行，甚至成为一种传统习俗，印度、台湾是槟榔鲜果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槟榔的习俗。槟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婚姻里象征着多子多福。在台湾，文学作品或采风一类的文章中常见关于槟榔西施的描述。台湾槟榔以前都是鲜制，现在也开始有类似湘潭包装的干制槟榔。台湾槟榔的符号演变早已超越食品本身的功能，如槟榔的象征意义从早期的社会阶层问题演变为族群关系的问题，甚至涉及到政党身份的问题。举例而言，台湾社会最初认为底层阶级才吃槟榔，只有没文化的卡车司机和农民才吃；后来变成台北人经常说自己不吃，都是台南人在吃；然后变成本省人在吃，外省人不吃；现在又变成民进党人在吃，国民党人不吃，形象地反映了台湾槟榔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历史上关于槟榔的记载很早，因为过去番邦、诸侯常把自己本土稀奇的物品朝贡，槟榔大概也是作为一类稀奇的物品朝贡到朝廷中。一般认为对槟榔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中的“仁频” 便指槟榔，《文选》唐人李善在《仙药录》注引“槟榔，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17)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远征南越国，四海一统，南国的珍奇植物也移植到了长安的扶荔宫。据《三辅黄图》卷三载，“所得奇草异木……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本。”(18)

孙吴到西晋时期(公元3世纪中后期前后)对槟榔的文献记载开始增多，如吴时期的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曹魏的李当之《药录》、周成《杂字》、西晋初吴人张勃的《吴录》、西晋时期嵇含的《南方草木状》、郭义恭的《广志》、左思的《吴都赋》等。(19)说明从孙吴到西晋这一个时期，中原政权与南方的联系增加了，因为槟榔是热带植物，只有靠近热带地区才能生长，连广州的槟榔树也不结槟榔，反映当时政权的联系比广州更南。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载，孙吴时期就有派船到台湾的记录，也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在《文选》卷五《吴都赋》的《荆扬已南异物志》中对槟榔树有详细的记载：“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这个描述一定是看过槟榔树的，当时的人已经到了生长槟榔的区域。交趾、日南、九真就是现在越南一带。(20)

南朝有刘穆之吃槟榔的故事，如《金楼子》卷九《杂记篇》记载：“刘穆之居京下，家贫，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为妻兄所辱，穆之不以为耻。一日往妻家，食毕，求槟榔。汪氏弟戏之曰‘槟榔本以消食，君常饥，何忽须此物？’后穆之为宋武佐命，及为丹阳尹，乃召妻兄弟，设盛馔，劝酒令醉，言语致饮。座席将毕，令府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曰‘此日以为口实’。客因此而退。”(21)所以槟榔的消食功能其实在南朝就有记载了，刘穆之穷困时便被人取笑吃不饱还消食。湘潭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吃完酒席后吃槟榔来帮助消食。

南朝士人社会嚼食槟榔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屡见六朝史籍记载和诗文之中，如《南史》载任昉之父任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22)所谓“常饵”，则是槟榔已是日常生活中常备品。还有《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载其遗嘱，其死后“三日施灵，唯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且“朔望时节，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23)豫章王嶷死后的祭祀用品很简单，槟榔却是不可或缺的，可见在王室显贵中食用槟榔之普遍。槟榔成为祭祀的用品，它的功用就不仅是日常食用，还有仪式的神圣功能。

唐代，食槟榔习俗进一步发展。李白、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篇中不乏槟榔的记载，如李白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提到“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提到“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台湾与湘潭民间还将韩愈敬为槟榔业始祖与行业神，始于这一时期韩愈与槟榔的渊源。据传，韩愈贬至潮州期间，有感于粤东地区的山岚瘴气，写下“知汝远来应有意，收好吾骨瘴江边”的诗句，韩愈为驱避瘴气便开始嚼食槟榔，后来官至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等职，食槟榔习惯依旧不改。朝中官员见其嗜好槟榔，纷纷效法，在短期内为嚼食槟榔在长安城乃至北方都市内的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

宋代，食槟榔习俗更为普及。苏轼被贬儋州时，就曾写下《食槟榔》《咏槟榔》《题姜秀朗几间》等多首槟榔诗，在《题姜秀郎几间》一诗中写道“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他的《咏槟榔》全面介绍了槟榔的产地、枝干、花、果实、吃法和功效等。(24)苏轼在《食槟榔》曰：“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损。”(25)在这首诗中，苏轼便形象地描述了自身吃槟榔的体会。

有学者还曾做过大致统计，宋代有百余首诗与槟榔有关。嚼食槟榔的习俗迅速传播当在宋代。比如宋代的广州城，“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口干，夜则置盘旁，觉即嚼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26)说明那时饭都可以不吃，但是槟榔要吃，已经开始成瘾了。在福建的泉州、广南西路和云南等地，嚼食槟榔的习气也相当兴盛，如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中提到：“闽广人食槟榔，每切作片，蘸蛎灰以蒌叶裹嚼之。”

明代，槟榔习俗从广东逐步向外扩展，东至福建省的泉州府、漳州府，西达广西的桂林府、浔州府(贵港市)、柳州府，甚至是云南元江地区也有槟榔习俗。(27)如明代雷州人“人事往来以传递槟榔为礼”，(28)明代广西各地民众用槟榔作为宴会的请柬。此外，岭南民众还习惯用槟榔来化解矛盾纠纷，如“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29) 槟榔作为一种商品的流通，与流域也有很大关系，从广州沿着珠江、西江一直上溯至桂林、贵阳、柳州。在明代，贵港也是主要的粮食集散地。当时珠三角开始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主要从广西输入，从贵港溯江而下就到了珠三角。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里有关于槟榔的记载：“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 如果仅仅从文字去读，而不是去看槟榔的内涵，就看不懂这一段话真正的意思。这其实是一种性隐喻，因为槟榔与婚姻是联系在一起的。再比如，第八十二回，宝玉上学后袭人得闲，“倒可做些活计，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荷包儿”，说明那时贵族会随身绣个槟榔荷包来装槟榔。

另外，从各地竹枝词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槟榔的分布，如《电白竹枝词》“篓叶青青香正好，送郎灰蘸裹槟榔”、《南台竹枝词》里“十五盈盈羞择婿，翠槃无语饷槟榔”，这些都跟婚姻有关系。《福州竹枝词》“君爱城居我住乡，闲时过我吃槟榔”、《珠江竹枝词》“依去西江郎北江，江水未如侬意长。相约思贤滘前泊，共擎藤盒吃槟榔”，描述了用藤盒来装槟榔的情景。《韩江棹歌》“聘妇寻常礼数能，槟榔蒟叶代金缯”、《粤西竹枝词》“一盒槟榔代聘银，倩媒说合娶新人”，说明槟榔可成为聘礼。《桂林竹枝词》“送得槟榔红颗颗，小姑已许嫁彭郎”、《台湾杂咏》“相逢岐路无他赠，手捧槟榔劝客尝”，槟榔还是待客之物。总之，早期吃槟榔的区域比较密集地分布在台湾、海南、广东和广西一带，主要分布区域是槟榔产地或与产地相近的地方。但湘潭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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